十月过半，先后两起自杀事件走入公众视野。

一个是研三学生，一个是校党委书记，二者毫无交际，但都死于神圣的象牙塔。

在校园待的第七年，也本该是最后一年，那位研三学生却在微博留下遗言，选择了在深秋的一个凌晨离开人世。

有网友留言：“这不是个例，这是全国大部分研究生的现状”。

 热门：43年，104倍

从1977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以来，至今已逾40年。

依据教育部公开数据，1978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仅为1.07万人，而2020年就已达111.4万人，翻了104倍。

而与此同时，和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呈正相关的是持续高涨的“读研热”。

2003年，研究生报考人数为79.7万，17年后的现在，报考人数涨到了341万，创历史新高。

研究生报考和招收人数的走高表明，我国现下已然迈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

然而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形式，远不仅仅是以扩大规模为首要目标。

如何确保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促进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及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等现实问题才更值得考虑。

一直以来，在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下，研究生实际毕业生数却总低于预计毕业生数，并且两者之间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据2020年研招报告指出，2003年预计当年研究生毕业生数为13.1万人，实际毕业生数为11.1万人，近15%的研究生未能按期毕业。

而到了2018年，研究生预计当年毕业生数77.3万人，实际毕业生数为60.4万人，超过两成的研究生延期毕业。

具体来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延毕率虽然都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但差距较大。

从2003年至2018年，硕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生数增幅较小。

2003年硕士预计毕业生数为9.6万人，实际毕业生数9.2万人，延毕率约4%；而2018年硕士预计毕业生数为60.4万人，实际毕业生数为54.3万人，延毕率上涨到近10%。

与硕士相比，博士延期毕业生数增幅较大。

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约46.5%，而到2018年延毕率已高达64%，说明有超过六成的博士研究生无法正常毕业。

正常研毕成为横亘在研究生面前的一座大山，能成功翻越大山的越来越少，延期毕业已然常态化。

在一系列节节攀升的数据背后，其实是整个研究生群体的彷徨与挣扎。

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了读研这场压力赛，外人看似光鲜的高学历群体却有很多成了围城里的人.

他们有的开始后悔读研、有的自我麻醉，而有的则在无尽的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绝望：屡见不鲜的自杀新闻

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城市每十万人自杀死亡率为4.22/10万人，农村每十万人自杀死亡率为7.19/10万人。

其中，在中国城市自杀率中，25-29年龄段的自杀死亡率为3.16/10万人，在4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中占比最高。

尽管我们尚未得到具体的研究生自杀数据，但按照我国规定的正常学习年限，博士研究生的在学年龄大多集中在25-29岁。

而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研究团队也曾对26个国家的2279名学生做过调查，发现研究生的总体抑郁和焦虑程度要远高于常人，患上抑郁症的概率是一般人群的6倍。

以研究生群体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正在逐渐拉高青年群体的自杀率和抑郁率。

近些年来，关于高校研究生自杀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而自杀原因也多和“导师压榨”、“遭遇性侵扰”、“论文答辩通不过”等有关。

如当年引起舆论热议的“5·18中南大学研究生自杀事件”中，自杀学生的哥哥就称其弟死前在网上留下五千字遗书，控诉自己论文答辩遭导师为难无法通过，而选择自杀。

今年8月17日，一位自称是浙江大学博士生王某蕾的母亲微博发文曝光浙江大学教授戴某，在两年前多次性扰自己的女儿王某蕾，后因王某蕾不堪忍受，最终跳楼自杀。

而就在一周前，大连理工某研三学生在微博留下遗言，称其无法完成实验和导师要求的毕业论文，并在实验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正值青壮年的研究生频频以结束生命来告别压力，除了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外部干扰，研究生在校所历经的一切其实才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紧张：导学关系的异化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一般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其中，又以全日制研究生为主。全日制研究生即脱产在校学习，和本科生的学习生活方式大体相近。

而与本科生最大不同的是，研究生培养引入了导师负责制。

在日常的课业要求外，研究生还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一系列科研任务，因此，导学关系也成为了影响研究生学习生活的关键因素。

导学关系即，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课程学习、参与课题研究、撰写学位沦文，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做学问、学会做人所形成的一种教学关系。

导师对于研究生的影响力显然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一个研究生的读研生涯是否顺遂，导师是有绝对的话语权的。

但任何关系都存在多级发展的情况，有积极的、平缓的导学关系，同样也会有负面甚至对抗的导学关系，而一旦出现了后者，对于导师和学生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徐水晶等人在研究导学关系的过程中，梳理了一系列“导师把研究生当作劳动力工具”的案例。

如2009年10月，北大教授意外死在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里，而后调查发现，经手的医生都是帮导师“打工”的北大医学院在校研究生，他们均无行医资格。

而在2016年，南邮一研究生在校园内坠亡，而死因也指向导师的“压榨”，包括克扣学生交通补贴、要求学生上缴实习工资等。

在最近的大连理工研究生自杀事件中，我们从能获知到的信息里，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导师对学生的过分压榨，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这依旧与导学之间未能充分沟通不无关系。

导学关系在实际考察中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导师和学生都可以成为使这段关系维系或破裂的首要因素。

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讲师梁社红等人结合多年个案咨询临床经验和26位导师访谈资料，根据造成导学关系困扰的原因，把导学关系困扰总结出了三类、八种常见的类型。

其中，前两类都是在导师或学生单一因素主导下的异化情况。

导师造成导学关系异化主要与导师个人性格能力息息相关。

有的导师身兼多职，手里有许多重大项目，急需研究生为之做事。好一点的情况是，导师的项目得以顺利进展，学生也受到了充分的锻炼，并在导师的引导下有了不错的成果产出；

但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导师无视学生的付出，肆意侵占学生的劳动成果，也就是常说的把学生变成自己的私人无偿劳动力。这样的情况其实最后往往会导致导师和学生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还有的导师专注自身或本身佛系，不带自己的研究生做项目，也不关心他的个人发展，日常也不会主动联系学生。

这样的情况往往会导致研究生不知所措，可以说是给有上进心的学生泼了一瓢冷水，导师不亲身指导，自己有了想法想进行，又不知道是否可以联系其他导师，研究生往往会在这样的纠结中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进而产生消极想法。

除了导师的影响，研究生本身也可能成为影响导学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一些学生因为随大流加入了读研大军，但本身并不对学术研究抱有很大热情，甚至对研究生课程都消极应付，很早就开始找校外实习，只为了最后能拿到研究生的文凭。

相应地，这样的学生如果遇到了同样佛系的导师，大可以相安无事，捱到毕业。可如果遇到钻研学术、有很多课题任务的导师的话，导师不能调度，甚至根本联系不上学生，自然会导致导学关系异化。

还有的研究生因为换了一个新的环境，跟不上研究生课程，完成不了导师给的任务，自身表现出极大的不适性，加之心理承受能力不佳，产生消极避世的心理，甚至出现抑郁的病态，这也会使导学关系无法正常维系。

当然，一段破裂的导学关系大多都不会是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会受到来自导师和学生的复合影响。

其中，研究生和学生一起从事如虚假报账、论文造假等非法行为，甚至存在某种不正当的性关系......这是整个学术圈的不正之风，给学界的生态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一言以蔽之，在具体讨论当下的导学关系异化的事件上，其实不尽相同，但导师和研究生分列这段关系天平的两端，都可以为这段关系的异化做出解释。

 重压：科研论文的大山

如果说导学关系的随机性太强、个体因素更浓，那么科研和论文的要求则是整个研究生群体普遍面临的大山。

根据教育部与北京大学联合开展的“全国毕业研究生满意感调查”项目结果，在学术硕士中，84.99%的人有科研参与经历，专业硕士有76.05%，而博士中更是九成以上都参与过数量不等的科研项目。

此外，不同学科的研究生的科研参与经历也不尽相同。

在学术硕士中，农学参与科研项目的比例最高，达98%，而人文学科占比最低，有近半成的都没有参与过科研项目。

在博士群体中，农学参与科研项目的比例依然最高，达95.55%，而历史学参与过科研项目的人数比例最低，为64.84%。

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的差异说明，学术硕士和博士是学术研究的主要科研力量。

其中，相较于人文社科，理工科更倾向于将参与科研项目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生培养方式。

除了科研项目，论文其实才是研究生最大的敌人。

在以往的研究生教育中，硕博都面临着“大论文+小论文”的要求。

所谓大论文，其实指的是研究生毕业的学位论文，而小论文则是在读研期间刊登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可以说是研究生读研的头等大事，能否正常毕业的头等因素非它莫属。

笼统来讲，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完成难度为：专业硕士